1.数量 数量通常包括金额、次数等。

关键是如何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简单地说，合宪性审查将宪法法律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它们在党的领导之下展开，通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合宪性、统一性、完备性，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发挥宪法监督的功能，通过落实宪法的效力，保证三者有机统一。[60]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

从改革策略的角度看，可以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宪法监督工作委员会推进相关工作，这不仅属于合宪性审查制度形式的创新，亦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制的完善。然而，这一尝试面对理论和实践上的很多挑战，[43]既包括此案案情过于私法化，也包括我国的法院不如美国那样有权威、法官水平也不够高、法院的中立性不足等等，但根本原因在于宪法司法化与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内在逻辑相冲突。[14][美]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16][德]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1-156页。质言之，将其保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设计在全国人大之内，能够确保合宪性审查的原意，使之符合我国的政体要求。

本文认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领导水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这是首先而且始终必须牢固树立的观念。马歇尔大法官说，马伯里当然可以起诉国务卿要求获得委任状，这是他的权利，但根据宪法他无法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马伯里选择最高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法律依据即《司法法》与宪法冲突了。他的上述理论被称为"伊斯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第一，它以《古兰经》作为依据，实行伊斯兰法治，由穆斯林精英负责管理国家的各种事务。叙利亚学者(1865～1935)明确提出了"伊斯兰政府"的国家模式，这一模式介于传统的哈里发制度与现代民族国家模式之间，突出强调法律的作用和地位，试图将传统的国家模式与现代民主制度加以整合。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伊斯兰教国家的宪政运动。乌玛是穆罕默德到麦地那后建立的社会共同体，它是伊斯兰教的政治载体。

在这个阶段，伊斯兰世界的宪政运动和立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采用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宪法原则，其宪政与宪法带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其中最早的例子是本世纪初伊朗的第一部宪法。    他主张，伊斯兰国家不应以种族或文化为基础，而应以伊斯兰法为基础。

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并没有赋予哈里发无限的权力，学者们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从理论上也予以了界定，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具有异化的趋向，在缺少体制性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的社会中，许多哈里发便像世俗国家的君主一样，在政治日益走向专制独裁，在生活中开始骄奢淫逸。当代的许多穆斯林认为，对于宪政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沙里亚的公法理论。第二，与其他古代专制主义社会不同，伊斯兰教教义没有赋予哈里发无限制的权力，他们只是伊斯兰法的维护者和解释者，而无权变更伊斯兰法。18世纪以后，随着与西方(特别是欧陆国家)的接触、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伊斯兰世界逐渐引进了西方的宪政理念，并根据自己的社会条件制定和颁布了宪法。

一些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但是其宪政运动和立宪过程多少也受到了法律西方化潮流的影响。(二)哈里发的资格与权能 人们在《古兰经》中找不到关于乌玛具体形式以及领导人职权的明确规定，穆罕默德以他独有的权威和个人品格，作为韦伯意义上的"克里斯玛"，行使着管理乌玛的权力。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和穆斯林社会的缔造者，在现实世界中，他是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最高权威，是穆斯林社会最初的权力象征。总体上讲，初民社会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权威结构通常十分简单。

按照毛杜迪等人的主张，伊斯兰教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因为它们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伊斯兰法为依据，实行伊斯兰法制。(三)哈里发与臣民 在哈里发制度形成之初，由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十分简单，他们还保持一种民主的气质和简朴的作风，遇事常与周围的人乃至民众商量。

不过这种"社会契约"不同于最初到达美洲新大陆的欧洲移民所缔结的《五月花号公约》，因为它以宗教信仰为纽带，并以传教者穆罕默德的宗教权威作为后盾。在这种情形之下，穆斯林同其他古代专制社会的民众一样，他们面临的选择也无非两种：要么恭顺服从哈里发，要么进行反抗。

要么把宪政置诸一旁，恪守传统理论。第一任哈里发伯克尔就是一位兼职的哈里发，主要职业是经商并依靠经商维持自己的生活。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和社会环境中，但是人们基于种种经验和教训，都深刻反思了权威的利弊，认真考虑了权威的来源和运行方式，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关于权力范围、结构和功能的原则和机制。1932年以来，沙特家族以《古兰经》为宪法，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把罕百勒派的法律规则奉为官方适用的法律。穆罕默德的传教事业在他的家乡麦加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在酋长就职时要对神进行宣誓，并由"训诫首领"在就职仪式上对新任酋长当众进行面诫。

第二，在伊斯兰教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虽然对哈里发的资格和权能存有某些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主要限于道义和理论层面，而在体制上则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很难防止哈里发的权力异化，他们蜕变为独裁的暴君。1979年的《伊朗宪法》和1982年的《巴基斯坦宪法》都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属于安拉，全部权力的行使都要遵照《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

在宫廷内部，哈里发受到了禁卫军将领和权臣的挟持，其势难以伸张。(二)关于伊斯兰国家模式的争论 自20世纪中叶，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以来，放弃传统而建立世俗国家的主张日益受到反对，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为原教旨主义者所极力倡导，而且已经在伊斯兰世界大多数穆斯林中引起了共鸣。

这多少与中国古代的情形相似：人们习惯以三皇五帝作为权威的楷模--当人们运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后世的历代君王时，常常对他们中的多数感到失望和不满。第2章规定了伊斯兰的经济原则，第19条规定，国家保证在沙里亚规定范围内的贸易、工业和农业自由。

一、传统宪法理论与实践   (一)乌玛的性质 本书的开篇已经阐述了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状况。当时帝国开始分裂，各地严重割据，中央政府指挥失灵。上述这些动荡主要是政治动荡引起的，而政治动荡又往往与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宗教派别的观念冲突相关联。根据他的主张，这种国家模式有以下几个特征。

如何既能保证权威来源正当、行使合理，同时又能防止权威异化和掌权者滥用权力，是人类所有族群、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文化都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伊斯兰政府应高度重视法学家，甚至应成为"法学家的政府"，因为他们知晓真主命令的真实含义，只有依靠他们政府才能正确地实行伊斯兰法治。

(一) 关于政府与伊斯兰法的关系 《埃及民法典》的起草人桑哈里在20世纪30、40年代主张，伊斯兰教国家应以伊斯兰法中的公议原则作为代议制的基础建立分权制政府，即设立哈里发、议会和国务会议三个部门，实行分权制衡。我们会发现，上述两个特点与伊斯兰教国家逐渐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密切关联。

为了维护穆斯林社会的秩序，也需要有伊斯兰政府。在逊尼派中，马韦尔迪((974～1058)关于哈里发职位的论述较为系统。

后来是指伊斯兰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由于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哈里发同时也是宗教领袖。这种选择至少存有两个困境，一是伊斯兰传统缺少发达的公法概念，人们很难在传统政治和法律中找到有效资源。因此他们主张，在宪政的目标与方法之间、个人实现自由的需要和维护全社会正义的需要之间应维持适当的平衡，为此，宪法必须从制度上对政府的权力予以有效地限制，以防止国家对公民个人的权利滥加干预，同时，宪法应限制个人自由，以利于全社会的正义，因为后者是实现前者必须的手段，但这种限制必须审慎，必须与维护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的目标相一致。最后，他主张构建平等、和睦、友爱的家庭、部落和民族关系，实现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

他们认为，要采用这种模式就应放弃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模式，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和法律理论与近代的宪政概念格格不入，两者难以相容共处。为了确保全部社会生活与沙里亚保持一致，第7条规定，在所有情况下，不仅社会目标而且实现目标的方法都必须完全与沙里亚的规定保持一致。

这种机会对于所有男性自由人是平等的，所以按照父系社会的惯习与观念，这种权威的基础是正当的。第一，确立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原则。

二是政府作为真主的代理者，应积极负责现世事务，勇敢带领信徒应对各种困难。该草案同时规定，所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须服从自沙里亚的原则、精神和规定，例如第43条以总括的语言申明，所有权利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沙里亚的精神和原则。